★■■★“董金狮举报我们导致我们厂里无法生产，停工损失更大。为了能够继续生产，没办法我们共5家江苏企业就给了钱，每人3万。我们以为给了钱就不会举报。”一位南通企业负责人称。

　　“董金狮说他认识好多新闻媒体，有能力不让外地企业非法生产，他可以举报违法企业，不让他们影响上海，但是出去查要一定的费用，要我们交服务费。”一名企业负责人在证言中表示。

　　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在会场上看到有外地违法企业参加，董金狮还向他们要咨询服务费和保证金，并称不交就举报打击，“我们发现他根本不处理那些违法生产的企业，只是以举报方式要挟那些外地企业给他交服务费，同时又骗我们上海企业给他交服务费◆■■。”

　　1999年1月23日，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布“6号令”■★，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限期淘汰，到2000年底前停止使用。但上海当时却仍立法允许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生产◆◆◆■，且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原则■◆★◆★■，向每个餐盒收取3分钱的回收管理费。

　　董金狮认为，部分企业之所以有意见，是由于自身产品质量出问题被扣除了保证金，或者以为交了费用就可以任意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生产。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会按照会议要求和协议要求执行，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产品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在14日的庭审现场，董金狮并不承认自己在任何场合说过“企业不交费就举报打击”的话，■◆◆◆◆■“我对指控中通过曝光胁迫手段迫使企业缴纳费用并不认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语言或者行为方面的胁迫，也没有对每个企业进行过具体的威胁，缴纳费用都是自愿的◆◆■◆◆■。”

　　董金狮表示，正是这一事件■■■★，让他找到了为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公司赚取咨询服务费的方法■◆★★◆■。“国家政策不允许生产■◆■，我只要有举报这个手段让他们害怕■★■■，服从我的管理★◆。我让他们与我的北京凯发签订服务协议，并向他们收费。■◆”

　　公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不论是上海本地的合法企业还是外地的违法企业，董金狮都会时不时召集他们开会◆■◆◆■，并在会上要求参加的企业缴纳每月1万的咨询服务费和共5万保证金。

　　在江苏的都是违法生产的企业，也不存在回收管理费的问题◆★■◆◆。这让部分上海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负责人坐不住了★◆★。于是★■★◆★，有三家上海企业的负责人找到了董金狮。

　　案件起诉书显示，董金狮于2009年8月至2014年5月期间，先后在北京、江苏、河北、广东等地，以举报、曝光企业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或者质量不合格产品等相威胁，迫使相关企业交纳“咨询服务费”、“保证金”及“回收处置费”等，涉案金额达730多万。

　　14日下午◆★◆◆★，公诉人在法庭宣读了被告董金狮在侦查阶段的两份口供，和部分受害企业负责人的证言，内容详述了董金狮★■“敲诈勒索”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两家南通企业负责人在得知是董金狮进行的举报后■◆■★■★，先后两次前往北京，并在第二次与董金狮会面时支付了15万元。

　　“企业声称一直用好料，但只是企业自己的说法，我们的电脑里装满了视频照片等证据材料。■★★■◆■”董金狮说，曾有上海企业主亲口跟他讲过，上海的几家企业仍在使用废料生产，因为只用好料价格高没钱赚◆■■。“我感到很吃惊★■■，这也是这个行业为什么难管的主要原因。”

　　董金狮称，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上海的一家很大的发泡塑料餐具企业发生了火灾★■，导致上海一次性发泡餐具紧缺，很多江苏企业趁机进入了上海市场。

　　10月14日，自称“食品安全与环保卫士”、“中国环保第一人”的董金狮涉嫌敲诈勒索罪一案继续庭审◆◆★■■。

　　随后◆★◆■■，董金狮让前述三位企业负责人与其负责的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签订合同★★◆，分别提供5000元或10000元服务费★■。

　　董金狮随后便着手举报工作★★◆■■■，他对江苏南通两家较为大型的企业进行了多次举报，并最终导致两家企业被禁止生产。